傅柯忍不住由突尼斯大學飛返巴黎，因為他無法容忍有大事發生時自己竟然不在。在那個資訊未發達的年代，他的愛人Daniel Defert想到一個讓他緊貼巴黎局勢的方法，就是將一部原子粒收音機放在長途電話的聽筒旁。可以想像傅柯也在另一端放置一近突尼斯收音機。1967年，以色列掀起的動蕩間接在多國觸發起反政府運動，傅柯目睹他所預言的文化崩潰正在實現而感到無比興奮，利用自己在大學任教所得的權力為學生提供掩護，幫助他們逃捕和上庭辯護。「權力」一詞在傅柯的哲學佔據很重要的位置，能夠在突尼斯政府手中全身而退，多少拜他外籍教授的身份賦權所賜，以及那個年代政府的權力未膨脹到今日的地步所致。
突尼斯政府很慶幸傅柯回去巴黎，好讓他們完成這座社會監獄的又一次鎮壓。在傅柯眼中，醫院、學校、軍營、工廠都是一樣，全都是監獄；他認定每一個機構無論表面上多麼的溫和，本質上都切實是是一場難以名狀的統治和征服，而整個社會的努力和發展都不過是擴大國家權力的藉口。如此說來，從突尼斯回到法國，如同轉換囚倉而已，但這種千面一體的困境並沒有令這位激進左翼氣餒，相反，他覺得異常興奮，因為他又可以參與另一起監獄暴動了——而且是他最熟悉的那一座浮華監獄。
巴黎五月學運橫跨了1968和1969年，傅柯帶領和跟隨數百名學生佔領大學的行政樓，在警察來到的時候又一馬當先走上屋頂，高興地向着警察投石。如果和平非暴力的要求是對個人權力的抑壓和閹割的話，那麼傅柯的所作所為就是暢快無比的性釋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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